足球在这里死去(图)

在波兰参加2012欧洲杯,让德国人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德国队曾在6月1日拜访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主帅勒夫在纪念碑前点燃了蜡烛,然后低下头,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也许他在缅怀另外一名德国足球历史上的优秀球员朱利斯哈希,后者因犹太血统在1943年被送入奥斯维辛,再也没有走出来。朱利斯哈希效力的俱乐部,正是勒夫曾经执教过的前德甲球队卡尔斯鲁厄。

奥斯维辛主营和二期比尔科瑙营,位于克拉科夫以西60公里,两个营之间只相隔三公里。当记者走在这里,大片的森林令人陶醉,可单从这清幽的环境相信没有人会想到这里竟然掩藏着深深的罪恶。

朱利斯哈希1892年出生在德国亚琛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哈希10岁的时候开始在卡尔斯鲁厄FV俱乐部接受足球训练,很快便显示出过人的天赋,17岁时就跻身一线队。哈希第一次代表俱乐部出战正式比赛就攻入一球,在左边锋位置上,哈希逐渐成长为主力。1909-1910赛季,哈希帮助球队夺得当时的南德意志联赛冠军。

哈希的出色表现被德国国家队看在眼里,他七次被征召出战国际大赛,成为国家队中的第一名犹太人球员。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时,德国队以1∶4输给了匈牙利队,哈希表现一般。但第二场比赛他就爆发了,一人独中四球,帮助德国队5∶5战平荷兰队。优异的发挥也让哈希入选了19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德国代表团。

战争,总让无数人的足球梦想破碎。一战爆发后,哈希1914年参军。在德军服役的四年中,他表现出色,获得了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哈希重回卡尔斯鲁厄俱乐部效力,并于1925年正式退役,随后转型为教练。

但是,1933年纳粹势力上台后,哈希的犹太血统为他带来了灾难:德国所有体育俱乐部对犹太人进行大清洗,哈希也没有幸免。当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今天的斯图加特体育报上看到,我从1902年以来就一直效力的卡尔斯鲁厄希望把我清退。这实在让我无法接受。整个德国就这样因为种族的原因被血淋淋地分开了。云达不莱梅”

1937年,哈希被迫逃离德国,到法国的阿尔萨斯投靠亲戚,并在一家足球俱乐部从事了很短时期的教练工作。但他放心不下妻子和孩子。1939年,虽然明知会受到迫害,他还是返回卡尔斯鲁厄。哈希的妻子不是犹太人,为了保护妻子和几个孩子,他不得不离了婚。

1943年,哈希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挤进了被封死的车厢,一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个白昼黑夜,最终被送到“死亡月台”。

即便是没有来过奥斯维辛的人们,也可以在大脑中搜索出电影胶片中关于那条运送犹太人的臭名昭著的铁路的片段,可是当那条被太阳炙烤得滚烫的铁轨出现在面前时,记者还是深深的震撼于它带来的恐惧感,这是一条贯穿于左右两个营区300座房舍间的铁路,它连接着2400公里外的起点,却在营区的尽头毫无征兆的中断。在1940到1945五年间,这里隔断了150万犹太人的生与死。

在比尔科瑙集中营,随处可见的图片再现了当年纳粹残忍杀害来自欧洲各国无辜平民的照片。被火车拉来的数不清的犹太人、苏联战俘、吉普赛人、捷克人、法国人、奥地利人,被赶上行程的最后一个月台上等待挑选:青年劳力被安排进劳动营,妇女、老人和孩子则被分配到了另外一边,以“洗澡”的名义赶进了毒气室,尸体直接就在旁边的焚化场被烧毁。

在奥斯维辛主营的大门上写有这样一排字:“Arbeit macht frei(劳动获得自由)”,但在这里劳动只能加速死亡的进程。

哈希和同伴们每天从事着长达12个小时的惩罚性、无意义的机械性劳动。纳粹士兵随便找一块空地,哈希上午必须挖成一个大坑,然后下午再把这个坑填上。纳粹只是想消磨他们的体力和意志,直至死亡。哈希在每天只有1300卡路里的供给下,喝着腐烂蔬菜熬制的清汤、啃着变黑发霉的面包,原本健壮的身体逐渐羸弱起来。

近70年后的今天,虽然一路不停地都有参观者,但很难在这个地方不感到寒冷。即便头顶再大的太阳,也无法温暖我们的心灵。走进奥斯维辛6号楼,长长的走廊里挂满了囚犯进入奥斯维辛后拍摄的登记照片,记者注意到,大多数人在抵达后熬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没有找到哈希的照片,但这并不代表哈希的命运会出现转机。

在殉难者纪念馆的不同陈列室里,纳粹最后没来得及运走的死难者的遗物,照片让来参观的德国学生震惊地张大了嘴巴:7.7吨头发、1.4万条人发织成的毛毯、35万件女装、4万双男鞋、5000双女鞋……

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8岁的主人公布鲁诺一直好奇为什么自己的朋友希姆尔每天穿着条纹睡衣劳动,那是他不知道希姆尔身边十万囚犯正是穿着这样单薄的囚服和刺骨的寒冬做着斗争。

在奥斯维辛,哈希再也没有机会穿上那身国字号战袍,一身发黑发臭的囚服和身上烙下的编号让耻辱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位曾经的绿茵英雄身上。

比尔科瑙集中营的马厩,本可以养52匹马,经过最简单的改造后,每间房子甚至能塞进1000名囚犯,草杆为垫、破布为被哈希曾经的壮志凌云早已被蚕食直至消失殆尽。一名进入奥斯维辛时体重75公斤的妇女在得到苏联红军解救时,体重只有25公斤,正是这样骨瘦如柴的囚犯,即便在上厕所时稍不留意也可能命丧黄泉。比尔科瑙营的马桶,只不过是一排排圆洞长池,过于瘦弱的囚犯坐在上面随时会有直接跌落下去的危险。

奥斯维辛第一任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曾经得意洋洋地说:“对关押在这里的囚犯来说,焚尸炉的烟囱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米兰著名教头阿帕德维茨,是第一个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职业球员和教练,却再也没能走出来。

出生于匈牙利犹太人聚居区的阿帕德维茨在球员时代曾效力过捷克布尔诺马卡比、意大利亚利桑德里亚和国米等球队,成为教练后曾带领国米夺取过一次意甲冠军。1943年1月31日,他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埃迪哈梅尔是阿贾克斯俱乐部的第一个犹太人,出生于纽约。虽然拥有美国护照,他还是没躲过纳粹分子的迫害,在荷兰沦陷之后被送往了集中营。1943年4月30日,他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出生于突尼斯的维克多佩雷斯早在1930年就成为拳击世界冠军。纳粹进攻巴黎时,身为犹太人的佩雷斯被抓。1943年,他被带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转往了莫诺维茨(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在纳粹分子的逼迫之下为他们打拳助兴。1945年,在纳粹大清洗中,佩雷斯被害。

这支曾经参加过奥运会的队伍一共有2名教练和12名运动员,其中有8人具有犹太血统。1940年德国入侵荷兰,这些运动员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和位于波兰东南的索比堡集中营。最终只有艾瑞卡德雷维一人活了下来,其他运动员、教练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遇难。

正如美国记者罗森塔尔早于1958年8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写道,“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

记者抵达克拉科夫的第一站,也是这里。奥斯维辛免费开放,只是在下午三点前入场参观,必须要在游客大厅参加一个导游团团费是40兹罗提,相当于人民币80块钱。虽然来这里参观的游客逐年增长,但是和所需的修葺和维护费用相比,导游费收入简直是杯水车薪。

所以,这里从来都不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景点,整个博物馆只有几家发售博物馆相关书籍和明信片的小店以及一家餐饮中心,但所有商品的标价都不及市区昂贵,这里大部分的运营费用都靠各国捐款。

奥斯维辛的一切都是用来缅怀过去和警醒未来的,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游客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嬉笑着在毒气室前、绞刑架旁、死亡月台上留影,或许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向身边的朋友介绍奥斯维辛,但恰恰忘记了这样的随意与这里要表达的一切格格不入。

想要了解战争年代,人们当然可以选择置身某个城市中心的大屠杀纪念馆,但那只是个纪念馆而已。而在这里,惨绝人寰的杀戮真实地发生过,这里是冤魂们的无名公墓,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屠杀纪念馆。

记者只想善意地提醒每一位前来奥斯维辛凭吊的游客,请放缓你的脚步,停止一切有可能制造嘈杂的举动,至少在这些无辜平民逝去很久之后,我们能还他们一份起码的尊重。

哈希离去的那一天,没有记录。在那个地狱般的世界里,也没有人会在意他,这个曾经的德国国家队主力是如何离开的?

记者一步步追寻着哈希的足迹,但他在哪里离去注定是一个无解的答案。也许是10号楼与11号楼之间被用于枪决的“死亡墙”前,也许是在平整土地时无休止的皮鞭之下,也许是定格在毒气室里那15分钟便可夺去2000人性命的氯化氢释放时。在奥斯维辛大门旁的修复的火葬场内,保留有一间毒气室,这间没有窗户、四壁与地面一样漆黑的200平方米的房间内,唯一能与外界联系起来的就是德国人预留的毒气倾洒孔。

二战结束之后,云达不莱梅哈希的遭遇才逐渐被关注。2007年,奥斯维辛解放62周年,柏林市的一所体育场以哈希的名字命名,他的孙子参加了落成典礼。

德国足联主席沃尔夫冈在本届欧洲杯德国队集体拜访此地时说:“德国的年轻人不应该承担罪名,但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德国国脚们在奥斯维辛的悼念能向世界传达我们的歉意。”但愿远在天堂的哈希,听到了后辈对他的歉疚、敬意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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